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佛教及峨眉山僧侣，过去似无专文论述，本文根据史籍作一钩稽，不当之处，祈望方家赐教。
一
两晋以前的巴蜀佛教，史籍没有记载，甚至隋唐的有关载籍还明确说蜀汉时期巴蜀地区没有佛教。隋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五说：魏、蜀、吴三国鼎峙，其蜀独无代录者何?岂非佛日丽天，而无缘者没睹，法雷震地，比屋者弗闻哉!且旧录虽注《普曜》、《首楞严》等经，而复阙于译人年世。设欲记述，罔知所依，推人失翻，故无别录。就是说，在魏、蜀、吴三国中，只有蜀国没有经录，旧的经录虽注有蜀的《普曜》、《首楞严》等经，但却没有译人和年代，如果记述它，却又没有依据，所以没有别录。唐道宣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八道宣等《简诸宰辅叙佛教隆替状》说：蜀中二主，四十三年，于时军国谋猷，佛教无闻信毁。即是说，在刘备、刘禅统治蜀汉的43年中，因忙于军国大计，没有听说他们信仰佛教或毁坏佛教。但是，这仅是指刘备、刘禅等统治者而言。统治者不信仰佛教，不等于民间也不信仰。只不过统治者不信仰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的信仰。同样的道理，经录没有明确记载蜀汉翻译有佛经，也不等于蜀汉就没有佛经的传播。西汉末，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授《浮屠经》，就是口授的。
载籍虽没有两晋以前巴蜀地区佛教的记载，甚至还有明确否定蜀汉时期巴蜀有佛教的说法。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，四川地区却发现了一些东汉后期至蜀汉时期的佛教考古文物。1940年在四川乐山城郊麻浩及柿子湾发现了东汉后期的崖墓。麻浩的一座崖墓的后室门额上，有一尊浮雕的坐佛像。像高37厘米，宽30厘米，结跏趺坐，头绕圆形项光，高肉髻，身上似披通肩袈裟，右手似作施无畏印(即右手上举，伸五指，掌向外)，左手似握衣端。在此墓附近与其风格相同的一些崖墓表上，发现有汉顺帝“永和”与汉桓帝“延熹”等年号铭文，可证其为东汉后期之崖墓。柿子湾的一崖墓中后室也发现一尊保存稍好的佛像，其造型技法与麻浩佛像大体相同，只是头上肉髻更高些，项光要小些。20世纪40年代初，还在四川彭山东汉崖墓内发现了摇钱树陶座，其底部有双龙含璧图像，身部有三人，皆凸成浮雕状，其中间一像结跏趺坐，高肉髻，右手作施无畏印，两侧之像站立而侍。这是一佛二菩萨像，中者为佛，两侧为菩萨。1989年在四川绵阳何家山东汉崖墓中也发现一株摇钱树，树干上铸有五尊形体相同的佛像，各像高6．5厘米，结跏趺坐，头顶有肉髻，头后有椭圆形项光，双眼微合，两耳较大，上唇有髭，穿通肩衣，右手竖掌，掌心向外，作施无畏印，左手握拳执衣下摆④。1986年四川省博物馆在什邡皂角乡马堆子发现一座东汉画像砖石墓，其中有一块残破的画像砖，厚7．5厘米、长21厘米，宽15厘米，从砖的形制和质地看，无疑是东汉画像砖。此砖中间有一佛塔，两边为菩提树，再往两边又各有一佛塔，佛塔与菩提树相间而刻。1981年在四川忠县涂井发掘了15座蜀汉墓，出土器物近3600件。其中5号墓发现一些扁长陶俑，额上眉际有类似佛教的“白毫相”。又在5号墓和14号墓中发现清理出铜树树干十四节，每节树干上均有一佛像，为双范合铸的圆雕佛像，与树干成一体，像为坐式，高5．6厘米，宽3．5厘米，头顶有高肉髻，圆眼高鼻，眉毛隆起，鼻梁修长，两眼平视，神态端庄，身着宽松长衣，结跏趺坐，右手前伸，手掌直立，五指并拢，掌心向外，似作施无畏印，左手握住下垂的襟袖一端。
上述发现的佛教文物，在时代问题上，近年又有新的判断，有说乐山麻浩佛像属于蜀汉时期，柿子湾佛像值汉、蜀之际；什邡佛塔画像砖可能晚至蜀汉；彭山摇钱树坐佛像与绵阳何家山摇钱树佛像当在建安至蜀汉时期；忠县涂井陶俑在蜀汉后期。总之，都在东汉后期至蜀汉时期是无问题的。这就说明，东汉后期至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有佛教文化的影响。但这种影响从何而来呢?有说是从南方云南方向传来的，但证据还不充分；又有说从洛阳“经关中蜀道或荆楚江道人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”但这也是推测，没有明显的证据。从现有的研究情况看，还无法确定巴蜀早期佛教文化的影响来自何方。至于传播影响的人，可能是外来佛教僧侣或信仰佛教者，也可能是本地人到外地受了影响而带回当地者。但从有关文献的记载推测，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应有外来僧侣，甚至还有本地人出家为僧者。《高僧传》卷一二《释僧生传》载：释僧生，姓袁，蜀郡郫(今四川郫县)人，少出家，以苦行致称，成都宋丰等请为三贤寺主。诵《法华》，习禅定，常于山中诵经，有虎来蹲其前，诵竟乃去。《大唐内典录》卷一《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》亦载：蜀郡沙门释僧生者，出家以苦行，至目为三贤寺主。诵《法华》，习禅定。尝山中诵经，虎蹲其前，竟部乃去。此记载是沿袭《高僧传》的，但都没有说明释僧生的时代。《法苑珠林》(四部丛刊本)卷二六《敬法篇》云：“西晋蜀郡沙门静僧生，从小出家，以苦行，致目为三贤寺主。诵《法华经》。寻常山中诵经时，至夜，每感虎来蹲前，部讫乃去。”可见此西晋之静僧生，即《高僧传》中的释僧生，二者的事迹完全相同。“静”字可能是“释”字之误，也可能“静僧生”为原名，释僧生为后取之名。因中国僧人以释为姓，始于东晋之道安。僧生既是西晋人，应是现在所知蜀中最早的第一个僧人。并由此可知：西晋时蜀中已有出家为僧者，成都也有了佛教寺庙三贤寺，佛教的《法华经》也已在蜀中流传。这些虽然都是西晋时期的事，但绝不可能突然产生于西晋，应有一个发展过程。再考《法华经》，即竺法护所译之《正法华经》，译于晋武帝太康七年(286)，则僧生在蜀中诵《法华经》当在太康七年之后，此时距蜀汉之灭亡仅二十几年，很可能蜀汉时期就有外来佛教僧侣在蜀中传播佛教，并渐渐修建寺庙，剃度僧侣，蜀中就有了本地人出家为僧者。
虽然，蜀中从汉末张陵人蜀传授五斗米道(亦称天师道)，经张衡、张鲁三世，蜀中的五斗米道已相当流行。《法苑珠林》(四部丛刊本)卷六九《破邪篇》谓张陵所设天师道的二十四治，就有二十三命运清单治在蜀地。直至两晋时，赉人李氏统治巴蜀，也宗奉天师道。但天师道的流行，并不影响佛教的传播。汉代人往往并祠黄老与浮屠，!在上述四川的考古文物中，也反映了这种现象。故天师道与佛教可并行流传。
二
文献明确记载的外地来巴蜀地区的僧侣，是东晋时的释法和。
东晋哀帝兴宁中，北方名僧释道安躲避战乱，于兴宁三年(365)率领徒众南奔襄阳，行至新野对徒众说：今遭凶年，不依国主，则法事难立。又教化之本，宜令广布。便分散徒众，令竺法汰到扬州、法和人蜀，说蜀中“山水可以修闲”。《高僧传》卷五《释法和传》亦云：释法和，荥阳人也。少与安公同学，以恭让知名。……因石氏之乱，率徒入蜀。巴汉之士，慕德成群。但法和在蜀中更具体的佛教活动却无记载。晋安帝时又有凉州禅僧释贤护人蜀，《高僧传》卷一一《释贤护传》云：释贤护，姓孙，凉州人，来止广汉阎兴寺，常习禅定为业，又善律行，纤毫无犯，以晋隆安五年卒。但贤护人蜀后的影响似乎不大。
东晋时人蜀影响最大的僧侣，是东晋名僧慧远之弟慧持。慧持“年十八出家，与兄共伏事道安法师，遍学众经，游刃三藏”。后道安率徒众奔襄阳，令慧远东下，慧持即随慧远到了庐山。在庐山僧众中慧持已很突出，《高僧传》卷六《释慧持传》云：“庐山莫匪英秀，往反三千，皆以持为称首。”慧持之名几乎与慧远并列。豫章太守范宁，曾请慧持讲《法华》、《毗昙》，“于是四方云聚，千里遥集”，盛况可想而知。
名士王殉曾致书范宁问：“远公持公孰愈?”范宁回书说：“诚为贤兄弟也。”王殉又回书云：“但令如兄，诚未易有，况复弟贤耶!”兖州刺史王恭也致书僧检问：“远、持兄弟至德何如?”僧检答云：“绰绰焉，信有道风矣。”就是远在关中的名僧鸠摩罗什，对慧持也很敬佩，“致书通好，结为善友”。后来慧持“闻成都地沃民命运清单丰，志在传化，兼欲观瞩峨眉，振锡岷岫，乃以隆安三年(399年)辞远人蜀”。慧远很不愿慧持离去，苦苦相留。慧持却矢志不渝。慧远感叹说：“人生爱聚，汝乃乐离如何?”慧持也悲叹道：“若滞情爱聚者，本不应出家。今既割欲求道，正以西方为期耳!”看来慧持信佛教之虔诚还超过了慧远。慧持辞别慧远行至荆州时，又受到荆州刺史殷仲堪及桓玄之礼敬与挽留。而慧持入蜀之心甚坚决，临去时致书桓玄云：本欲栖病峨眉之岫，观化流沙之表，不能负其发足之怀，便束装首路。慧持人蜀后，住于成都龙渊寺，于是“大弘佛法，井络四方，慕德成侣”。益州刺史毛璩也非常敬重慧持。当时蜀中高僧尚有慧岩、僧恭二人，名望也相当高。而慧持至蜀后，二人及蜀中人士均“望风推服，有升持堂者，皆号登龙门”。后来谯纵攻杀毛璩，据有蜀土，自号成都王，又杀害高僧慧岩。慧持便率僧众避难至郫县中寺。谯纵之乱平息后，慧持又率僧众回成都龙渊寺，自此又大弘佛法，“讲说斋忏，老而愈笃”，直至义熙八年(412)去世于龙渊寺。慧持临终时，遗命弟子谨遵戒律说：“经言戒如平地，众善由生，汝行住坐卧，宜其谨哉!”由此看来，慧持是经律并重者。慧持又将“东间经籍付弟子道泓，在西间法典嘱弟子昙兰”。以后道泓、昙兰皆能遵循其师之轨迹弘扬佛法。东晋后期，外地人巴蜀地区的僧侣不断增多，本地出家为僧者当亦不少。如东晋康帝时巴西郡的范材。《高僧传》卷一O《竺法慧传》载：时有范材者，巴西阆中(今四川阆中)人，初为沙门。由于僧侣众多，东晋后期蜀郡已设置了僧官——僧正。《高僧传》卷六《释慧持传》云：时有沙门慧岩、僧恭，先在岷蜀，人情倾盖。……恭公幼有才思，为蜀郡僧正。僧官之出现，说明僧侣众多，需有专职管理。可见东晋后期蜀中佛教已发展到相当程度。
三
南朝宋初，巴蜀地区来了一些禅学高僧，把巴蜀地区的禅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。首先人蜀的，当是长安的释昙弘。《高僧传》卷一一《释玄高传》云：昔长安昙弘法师，迁流岷蜀，道洽成都。河南王藉其高名，遣使迎接。弘既闻高被摈，誓欲申其清白，乃不顾栈道之难，冒险从命。是昙弘曾在成都大传其道。但昙弘何时人蜀?所传之道究为何道?这里并不清楚。据上引《释玄高传》所载，玄高出家为僧后，就专精禅律。后又从浮驮跋陀禅师专习禅法命运清单，学成后，便隐居麦积山，从其学者百余人，皆“禀其禅道”。此时昙弘亦在麦积山“与高相会，以同业友善”。同业，即指玄高与昙弘同习传禅业。而此时，正是西秦乞伏炽磐在位之时。乞伏炽磐在位时期为东晋义熙八年(412)至刘宋元嘉四年(427)。昙弘与玄高在麦积山友善后便人蜀，故可推知昙弘人蜀约在刘宋之初。再从河南王(即乞伏炽磐)想藉昙弘之高名，特遣使至蜀迎接他去西秦一事看，可知昙弘在蜀中传授禅法之名望甚高。元嘉初，又有禅僧
【佛学史话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佛教及峨眉山僧侣
